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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租赁合同效力认定的变迁

2019-9-11 8:37:00 来源:中国矿业报 作者:范小强

《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的意义

2017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2号,以下简称12号文)),自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司法实践在矿业物权保护中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就。可以说,12号文的颁行是司法机关对于矿业权纠纷裁判规则供给不足的集中回应,可谓是司法裁判规则层面的供给侧改革。

同时《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颁布实施对及时化解矿业权纠纷,保护国家利益和矿业权人合法权益,促进矿业绿色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务中,如何正确理解与适用该部司法解释是法律工作者的重大任务之一。矿业物权作为用益物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并非单纯由《物权法》调整,而是应当充分注意到其他关联法律制度在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中的融合性适用问题,因此对该司法解释进行综合性解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

《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实施意味着,将矿业权租赁与矿业权转让进行区分的司法观点取得了优势,而结合典型案例并回顾审判机关关于采矿权租赁合同效力认定的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一、案情回放

2001年10月6日,陈某与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虎山镇老边墙村民委员会签订《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约定:村委会通过招标将老边墙金矿租赁给陈某开采经营,开采经营期限为5年,即自2001年10月至2006年10月,陈某一次性向村委会缴纳5年的经济补偿金,并按中标数额的20%一次性向所在镇政府缴纳补偿金;金矿所有手续由承包者自行办理,费用自负。如因有关手续办理不妥无法开采,租金不予返还,所造成的损失亦由陈某自负,设备、电力、毛台上矿石及矿井内原承包者开采的矿石归原承包者所有;在租赁期内矿山产生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陈某承担,村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由于老边墙金矿原承包人程某未及时将其设备从第一金矿撤出,致使陈某不能依据协议约定正常经营该矿。原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只颁发了第二金矿2002年和2005年的采矿许可证,2001年、2003年和2004年的采矿许可证未予办理和颁发。

协议签订后,陈某依约一次性交清了补偿金(即租金)54万元。2001年10月14日,村委会填报《采矿权出租申请登记表》,此表载明租赁期限为5年,宽甸满族自治县地矿办公室及原丹东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签署同意,但未经原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审批。陈某经营老边墙金矿期间,对矿山的井巷工程进行了增建。经评估,陈某增建的矿山井巷工程价值706874.9元。

2006年10月9日,村委会与程某签订《宽甸县虎山镇老边墙村第二金矿采矿权转让协议书》。此后,程某又将该矿的采矿许可证办理到自己名下,成为该矿的采矿权人,有效期至2012年3月7日。村委会现已不是第一金矿、第二金矿的采矿权人。

二、原告方诉讼请求与法院判决

【原告方诉讼请求】

陈某2006年8月8日向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村委会履行合同约定的将第一金矿交给其经营的义务;2.如不能交付,由第二金矿代为履行;3.村委会顺延履行第二金矿的合同期限3年;4.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160万元。

【法院判决】

丹东中院一审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陈某上诉后,辽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陈某不服二审生效判决,申请再审。辽宁高院于2009年8月14日作出(2008)辽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维持(2007)辽民二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

陈某不服辽宁高院再审判决,继续申诉,最高法院以(2011)民提字第81号维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辽民再字第26号民事判决。

三、 关于涉案《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的效力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采矿业属于特许行业,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涉案金矿的采矿权和租赁权都要经过原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的审批,其中任何一项权利未经批准,其采矿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以下简称309号文)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涉案租赁协议虽然已合法成立,但尚未生效,因此该协议条款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也不产生违约责任。

四、关于该案法律适用的过程

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的效力,合同效力问题解决后,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

1.识别法律关系

通过分析涉案《老边墙金矿租赁告示》和《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最高院认定:两者均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是对《老边墙金矿租赁告示》的确认和补充;本案是出租人村委会与承租人因《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的履行发生的纠纷。

在采矿权法律关系中,村委会是采矿权人,双方约定租赁的是采矿权而非包括采矿设备在内的整个矿山。

2.选择适用法律规范

涉案《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签订于2001年10月,当时生效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矿产资源法》(1996年修正)、《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1998年的309号文)、《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1997年)。

在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法律和行政法规并没有规定采矿权租赁,而地方性法规《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及《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对采矿权抵押有所规定。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法院如何选择适用法律?

对此,《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9]231号)明确了法律适用原则,即“在处理各类民事案件时,对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而地方性法规和各种规章中规定的内容,属于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而对有关立法精神和原则具体化、条文化,加以明确范围和标准的,应当适用或者参照;对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尚无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规定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的,可以适用或者参照;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抵触的,不能适用或者参照。”

根据《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1997年)第四十八条“非法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县以上地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当事人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勘查、采矿许可证”的规定,并结合案涉采矿权已经过县级和市级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事实,可知在辽宁省采矿权经批准依法可以出租。

但是,最高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并没有引用该地方性法规,而是引用了《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1998年的309号文)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矿业权的出租、抵押,按照矿业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管理,由原发证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

对于本案而言,可以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参照适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号)的苦衷。第一,该法律规范性文件制定于2000年与《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1997年)相比,距离审判时间更近;第二,该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是原国土资源部,作为矿产资源及矿业权行业主管机关,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更接近立法趋势。

3.运用法律解释选取最终适用的法律规范

虽然审理法官注意到了采矿权租赁与采矿权转让具有本质区别,但是借助309号文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法官认定采矿权租赁是采矿权转让的具体形式之一。既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采矿权租赁,则适用采矿权转让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于是,审理法官完成了一个法律概念和法律解释的复杂转换,最终法律依据指向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之规定。

根据上述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认定,本案案由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并认定:《老边墙金矿租赁协议书》已合法成立,尚未生效。

五、关于采矿权租赁合同效力认定的变迁

采矿租赁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实际上与采矿权租赁合同是否能被解释为采矿权转让合同紧密相关。

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公布后不久,该案就被2012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刊登,裁判摘要为“一、租赁采矿权属于一种特殊的矿业权转让方式,采矿权转让合同属于批准后才生效的合同。根据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出租采矿权须经有权批准的机关审批,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二、诉讼中,采矿权租赁合同未经批准,人民法院应认定该合同未生效。采矿权合同虽未生效,但合同约定的报批条款依然有效。如果一方当事人据此请求对方继续履行报批义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客观条件允许的,对其请求应予支持;继续报批缺乏客观条件的,依法驳回其请求。”

于是,该案关于采矿权租赁协议属于采矿权转让合同,自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认定似乎成为司法界的共识。

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采矿权租赁与采矿权转让的关系、采矿权租赁协议是否属于采矿权转让合同的一种形式有了新的判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个案审理中关于矿业权租赁合同的认识有了新突破

2016年11月3日,(2016)最高法民终520号最高人民民事判决书就是例证。在该判决书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之间基于《租赁、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形成案涉盐碱坡金矿采矿权租赁及鑫奥森公司股权转让两种法律关系。就案涉盐碱坡金矿采矿权租赁部分的效力而言,矿业权交易实践中,存在矿业权人在不转移矿业权权属的情况下将矿业权的部分权能在一定期限内让渡给他人使用、收益,并由他人支付租金的交易模式。矿业权出租具有不同于矿业权转让的法律属性,不宜适用《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款关于“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规定,以未经批准为由径行认定矿业权出租合同具有效力瑕疵。同时,亦应尊重矿业权出租在交易市场中的现实存在和实践意义,不宜将其理所当然地视为矿业权的变相转让或者非法倒卖牟利行为,一概予以禁止。”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2号,以下简称12号文)对采矿权租赁合同的认识有了新变化

12号文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由此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采矿权租赁合同法律效力的不同认识,根源于采矿权租赁合同法律性质的不同认识,即采矿权租赁合同是采矿权转让合同的一种,还是独立的合同类型。实践中,采矿权租赁合同与采矿权转让合同在是否变更采矿权主体、租赁范围、对价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方面都有明显区别。

因此,司法解释(12号文)将采矿权租赁合同分为两种类型予以规范:第一,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并不禁止采矿权租赁,规制的只是以租赁手段转让矿产资源的行为,而且采矿权租赁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广泛存在的现实需要,因此对于一般的采矿权租赁合同,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自合同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这种认识彻底颠覆了原来将采矿权租赁解释为采矿权转让进而适用采矿权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的法律逻辑。第二,对于名为租赁,实为转让的采矿权租赁合同,则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为无效合同。

网站编辑: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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